对于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当代中国来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既是一种新实践，也是一种新理论。相应地，中国共产党要想领导好这场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就必须努力学习掌握、还要勇于创新这一新型理论。也就是说，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绝非仅仅是经济、技术和社会文化层面上的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革新问题、党的建设问题，而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面就是理论建设或创新。

　　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是一种好社会的新政治愿景

　　中国共产党希望并相信，这种关于未来“好社会”的新政治愿景、新政治规划或蓝图更能够获得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也更能够做到凝聚和动员起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政治意志与行动。其核心要点：一是未来中国理应成为一个山川秀丽的、永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中国；二是我们必须实质性地改变当前主导性的空间开发格局、经济产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而这将是一场深刻的社会——生态转型，远不只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延续与深化；三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革命性的全面深化改革中将继续扮演政治领导角色。

　　这一新政治愿景之所以是“新”的，就在于它与我们过去30年作为未来理想或蓝图的初级版本有着明显不同。首先，它更强调的是当代中国社会各方面和社会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协同共进与平衡。“物质繁荣”、“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健康”是同样重要的目标性考量，而且严格来说，后者有着更为根本的决定性意义。因为，如果没有生态健康，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质量就难以得到保证。相应地，各种形式的经济福利和物质繁荣也将难以得到辩护。就此而言，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五位一体”概念，并非仅仅局限于战略层面。

　　其次，它更强调的是社会公众主体的生活质量与生活品质提升，而不再是少数地区、群体和阶层的经济体量与消费的快速成长。适度的经济增长仍是必要的，尤其是对于那些相对落后的地区，但国家的首要目标应逐渐转向如何在并不算小的经济规模基础上，构建一套更为有效地、保证社会绝大多数民众基本生活条件的公正制度和社会保障机制。依此而言，十八大报告对于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意涵的强调，绝非仅是修饰之语。

　　再次，它更强调新时期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生态转型特征或挑战性。我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更多是建立在充分融入欧美工业化国家经济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基础上的。事实已证明，我们是一个优秀的学习者，而且这段学习与模仿的经历对于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或追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一方面，任何模仿都意味着或多或少地“重复”被模仿者的缺陷或错误，我们也不能例外，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和生态环境破坏就是明证； 另一方面，无论是社会公正还是生态环境保护，都是我们不能牺牲的基本目标，并且它们都很难在传统的工业化范式（资本主义体制）之内得到充分实现。日渐清楚的是，在当今世界中我们离成为一名“老师”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和距离，但我们成为一名自主性“学生”的时刻已经来临。

　　新的政治愿景意味着不同的政治目标追求或“政治正确性”标准。应该承认，改革开放前一个30年的实践所造就的，并不只是国家经济体量的迅速扩张或膨胀，还有与之相对应的治国理政理念、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道德文化。毫无疑问，这些政策举措、政治观念和伦理价值，都是在那时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下产生的，而且总的来说大都发挥了一种积极的作用，但从上述新政治愿景的视角及其要求来看，它们就未必一定是像过去那样不容置疑的或“政治正确的”。比如，“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发展是硬道理”和“先经济、后环保”等等。这些在很长时期内人们都视为理所当然的政治口号，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都是必须充分清理的“副遗产”。

　　新政治愿景的实现依托于一种新政治

　　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有一个如何政治推进的问题，还有一个能否政治推进的问题。因为，就像文明本身是一个包括器物、制度、技术、观念等不同层面的整体一样，文明的演进或变迁更多是一个大时空跨度的、自主性的现象。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文明形态或样式一旦形成，我们就很难期望它会在一夜之间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强调这一点，不仅有助于使我们避免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过程中的许多历史教训，也会让我们更加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长期性和现实复杂性。欧洲人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则说“泰山不是垒的”，讲的都是同一个道理。文明或社会变革中的政治动力无疑是重要的，但却永远是有限的或有条件的。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十八大报告还是三中全会《决定》，正式使用的概念都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而不是“生态文明”。

　　然而，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身特殊性：文明生态化变革的广泛性、深刻性和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语境，都要求我们引入或孕育一种新政治。 首先，需要创建一种生态化或合生态的社会主义新经济制度。真正面向未来的并不是当今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建立在私人所有权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而是一种能够同时将社会基本需求和生态健康保障置于绝对优先地位的新经济形式：“生态化”和“社会主义”是其基本特征。 前者的基本政治要求是，社会性和个体性的经济活动，不能以其他个体或社会整体的生态环境质量为代价；后者的基本政治要求是，社会性和个体性的经济活动，应着力于个体和社会群体的基本需求的适当满足，尤其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和分享。这意味着，我们当前的经济制度以及“经济主体”必须进行深刻的生态重建或转型，而不简单是一个进一步市场化和扩大开放的问题。

　　其次，需要创建一种生态化的或合生态的社会主义新社会。过去一段时期，“市场取向”改革的积极面是社会个体或公民主体意识（包括生态意识）的自觉与萌生，但我们也清楚发现，这种严重受到个人主义浸染的个体或公民意识也有着明显的消极一面，即往往体现为对传统集体主义的弃置或拒斥。 而在一个“去集体化”或“去政治化”的社会中，我们是很难想象有着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变革要求”或“生态团结”力量的——这也可以说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成功秘诀”。因此，创建一种生态化或合生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任务，就是实现公众生态意识和集体意识的重新结合，而这种结合是需要社会制度条件的。这其中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就是社会公众能够借助于制度渠道和集体组织来民主掌控国家的经济及其运行方向，从而进一步提供社会生态化转型的经济前提。这意味着，我们当前的社会制度及其社会主体同样必须进行深刻的生态重建或转型，而不简单是一个社会管理或组织创新问题。

　　再次，需要创建一种生态化的或合生态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像资本主义体系绝非只是市场经济和多元民主政治的简单叠加，而是有着远为复杂的人与人、社会与自然关系模式和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大众价值文化作为基础性支撑一样，生态文明及其建设也需要一种新型的伦理价值及其文化形态、文化主体。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的“生态新人”。 “生态新人”当然不会是天生的、纯粹的，甚至可以说，任何一个时代的“生态引领者”或“生态创业者”，都会多少带有“旧社会”的痕迹。但关键在于，一种健康的生态化的社会主义文化，应该能够做到将社会引领和生态反思精神相结合，从而呈现为一个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文化创造与进步过程。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型的经济制度和健全的社会，将更容易使这样一种新文化的孕育与萌生成为可能。

　　当然，真正的难题在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仍是我国主流性话语的时代语境下，如何能够创造一种实施上述革命性全面变革所需要的、生气勃勃的新政治。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性的历史过程，相应地，生态化或合生态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创建也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此，我们必须有着足够的耐心。我们前进的方向必须是明确的。概括地说，生态文明建设所要求的生态化或合生态的社会主义制度与体制的创建，将既取决于精英阶层的高质量“顶层设计”，也需要普通民众的更广泛“民主参与”；将既是一种“制度民主”的完善过程，也应是一种“社会民主”的不断扩展；将既是一种“自由民主”的充分实现，更体现为一种“生态民主”的制度化。 总之，它将是一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彻底实践和全面创新过程，也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通过不断试验与探索而重新赢得认可与尊重的过程。

　　开启新政治思维需要大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

　　我们如何能够“站得更高”或开启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政治思维？一个重要路径就是继续大力推进党的绿色理论创新。应该说，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环境保护基本国策论”，还是90年代初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21世纪初的“科学发展观”，都是党和政府政治意识形态主动“绿化”的标志性成果。但是，着眼于引领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实践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还需要更大的理论解放与创新勇气。

　　具体而言，我们应着重在如下三个方面取得突破性的理论进展。其一，更系统地梳理、提炼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派的理论成果。广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既包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整理挖掘，也包括对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历代学院派学者和实践派活动家思想的总结分析；既包括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化观念的政治生态学批判，也包括对替代性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与文化的原则性构建。因此，无论在政治立场还是在方法论上，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都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有着更多的借鉴价值。

　　需要强调的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已不能再简单理解为一个国外或西方的左翼理论流派。 就像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身一样，它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理论工作者思考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全面发展的重要理论资源和工具。也就是说，生态马克思主义同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而也有一个不断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的问题。当然，实现上述这些的前提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要率先做到了解它、掌握它和运用它。

　　其二，更深入地学习、吸纳欧美国家绿色环境政治社会理论的积极成果。必须承认，与20世纪后半叶欧美国家大规模的环境法治与行政监管体制建设和环境经济技术革新相伴随的，是各种形式的环境政治社会理论的迅速兴起。正是这些始于社会公众的价值与文化层面上的改变，直接导致了欧美国家自80年代末起的主流政治与政策的“绿化”——环境运动团体和绿党的先驱作用当然功不可没，但主流政党与政治的及时跟进也非常重要。正因为如此，在当今欧美国家，哪怕再保守的政党或政治，都不会挑战“泛绿”的政治正确性。

　　应该指出的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既不必讳言“生态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视角下的政治考量侧重——“社会公正”或“社会进步”永远是任何左翼政治的更直接目标，但也不必纠结于“红”与“绿”之间的任何僵硬的意识形态分野。严格地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本身就意味着，它只能是一种既“红”且“绿”的新政治选择。至于对绿色阵营内部的“深绿”与“浅绿”流派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左翼执政党，最重要的是做到并重共举——努力在激进的伦理价值革新和渐进的具体政策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与平衡。

　　其三，更自觉地挖掘、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与文明中的生态智慧。如今我们足可以大胆地承认，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主流中华文明是一种典范式的农业文明，但也同时是一种典范式的生态文明。虽然也存在着某种形式的生态环境退化或破坏，但总的来说，农业文明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制度框架保证了一种相对和谐的、更可持续的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关系，至少相对于当今主流性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文明是如此。但这绝不是说，近代社会以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一个“历史性错误”，更不意味着可以否定我们的现代化努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是说，超越工业化的生态化实践需要我们“返璞归真”，重新检视中华文化与文明中的生态智慧。

　　必须强调的是，真正重要的不是复习先人使用过的理论文本或教科书，而是如何能够重新获得和运用对于先人来说也许只是生活常识的生态智慧。相比从前，人类拥有了太多也许引以自豪、但却因之隔断了作为一种生命存在与自然相联系的东西，如今我们必须学会放弃。道理似乎很简单，但只靠讲道理是远远不够的。对于一个政党和国家来说是如此，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也是如此。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 12AZD074)

　　【参考文献】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2012年11月8日。

　　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