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准确找出“自由 民主 人权”的来龙去脉
西方现在的主流话语称:西方一直致力于推动“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观。不少人也以为当年欧洲的启蒙运动、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确立了“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观,这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1789年的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其中的“人”和“公民”在法文里,指的就是男人和男性公民,更确切地说是男性白种人,不包括妇女,不包括有色人种,不包括华人,不包括穷人。
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也一样。美国的国父们有令人尊敬的一面,但他们同时也都是欧裔男性富人,都拥有黑奴;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指的是有地位的男性白人之间的平等。西方谈的自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包括了贩卖奴隶的自由,包括了对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自由,包括了向中国倾销鸦片的自由。美国的南北战争废除了奴隶制。但美国不久又颁布法律,建立了一整套种族隔离的制度,持续了近一个世纪。
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的时候也正是西方国家通过战争,疯狂掠夺世界财富和资源的时候,这些财富和资源大大推动了西方国家的财富积累和工业化,但这种血腥战争和利益争夺也埋下了失败的伏笔。当时的欧洲各国迷信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以恶报恶,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文明本身也遭受重创。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文明几乎毁于一旦。
在经历了这些灾难之后,西方终于有一些人士开始了深刻的反省,这才有了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但在《世界人权宣言》诞生之后,种族主义理念还是继续主导着西方国家的国内外政策。例如,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法国又发动了极其残酷的越南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同样,美国黑人不堪再忍受种族歧视,于20世纪60年代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
追溯这些历史我们无意贬低西方文明本身已经取得的进步,而是要准确地找出“自由、民主、人权”的来龙去脉,澄清某些认知上的盲点,确认“自由、民主、人权”的推广普及过程并非是西方的自觉自愿,而是世界上所有被西方奴役的民族经过长期英勇的抗争,并和西方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才逐渐把这些本属于世界上少数人的特权变成了西方国家不得不接受的价值观,其内涵也在不同文明的互动过程中被大大丰富了。(《北京日报》2014年7月7日)
王心富: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致的
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是两个概念,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国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通俗化表达,是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形象化宣示。从目标任务来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目标,实现中国梦的过程,就是我们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过程。从路径选择来看,实现中国梦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理论指导来看,无论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实现中国梦,都必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行动指南。从制度保障来看,无论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实现中国梦,都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保证。从依靠力量来看,无论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实现中国梦,都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从精神动力来看,无论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实现中国梦,都必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直党建》2014年第4期)
张素华:农村宅基地流转须慎行
首先,农村宅基地是否流转与其物权属性是不相关的,标的是否流转并不是物权的本质属性,流转只是其实现价值的一种途径。物权法中的非流通物和限制流通物大量存在。虽然物权是支配权,但自由支配并不等同于毫无限制。其次,所谓发挥宅基地的经济效益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一户一宅的宅基地分配政策,农户一般不会有多余的宅基地用于流转,即便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也大多不愿意出卖宅基地而在城市定居。况且宅基地的配给制度也决定了不能追求其经济效益,否则将在流转中变异。最后,有需求才有流转的市场,而宅基地并非在所有农村地区都有流转的需要。事实上,农村宅基地亟须自由流转的空间并不大。据调查,宅基地非法流转主要集中在经济比较发达、商品交易活跃的城郊地区或者风景秀丽、交通便利的地段,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地区则鲜有发生。这些地理位置优越的地段不仅会引起城镇居民的兴趣,更会吸引房产开发商的目光。相反,在那些经济落后地区,宅基地没有流转的空间,宅基地流转必须与宅基地的取得等制度相协调。我国目前的宅基地是按照一户一宅的方式无偿分配,转让宅基地后不能再申请新的宅基地,那么许多农民可能因为转让宅基地而流离失所。如果出现大规模的失宅农户,如何解决将是一个难题,依靠保障房来解决是不现实的。如果宅基地在流转以后还可以再申请,宅基地流转将成为农民获利的不当渠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19日)
王全书:城镇化进程中保护与传承的举措应更加有力
一应坚持整体性。把传统文化融入城市发展顶层设计与整体规划,将传统文化元素、文化脉络纳入城镇规划与建设,为传统文化预留出发展的空间,划定市民文化生活的场地,从硬件到软件都全力避免传统文化的流失。对城市历史文化遗存及其周围环境,包括相关的街区、景区、地段、景点,应进行整体性保护。
二应保持原真性。以对传统文化的敬畏心善待身边的文化,决不能搞大拆大建,在商业化开发中把珍贵的传统文化肢解掩埋;以对历史的责任感,建设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风情的美丽城市,切不可盲目地将历史推倒铲平。要保护体现城市历史文化的原先的、本来的、真实的珍贵历史原物,保留它们所蕴含的重要历史信息,尽量用原工艺、原材料、原式样修补整治,保存其历史本来面目。
三应体现“可读性”。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做到能在城市文化遗存上读得懂它的历史,读得出家国情怀、文脉沿革和精神归属,承认和保留不同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时代痕迹,避免大片拆迁、大片重建、完全抹去历史印记的错误做法。
四应彰显可持续性。一张蓝图绘到底,咬定青山不放松,一以贯之、坚持不懈地搞好保护与传承,让新城、新楼、新区、新街与古镇、古村、老房、老树、老井互为映衬、和谐统一,真正建立既能传承传统文化、又能体现时代特征的新型城镇化体系,把城镇建设成为历史底蕴厚重、综合功能完善的人文魅力空间。(《人民日报》2014年7月14日)
(美)尼古拉斯·拉迪:中国政府改革应打满分
对中国经济持悲观态度的人,其实夸大了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忽视了中国政府制定的改革计划的潜能。如果要对中国政府的改革计划进行评分,我认为可以打满分。首先,五个因素让中国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变得很低:一是中国所有的信贷都来自于国内,这意味着中国不会受到外国融资条件变化的影响,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一些国家的危机是由外部引发的。二是中国银行的信贷扩张很大程度上源自存款的支持。三是中国的金融体系几乎没有贷款或其他资产的证券化,而证券化是导致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四是中国国民储蓄率依旧很高,使得大规模信贷积累成为可能。五是伴随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遭遇资本外流,不得不被迫加息,但中国持有大量外汇储备,受资本外流冲击较小。其次,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也被夸大了。债务本身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政府能否支付利息。中国在金融危机高峰时为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融资,相关债务自动得到财政收入的支持。至于房地产市场,中国放贷首付比例高,难以发生类似于美国那样因房价下跌引起的金融崩溃。再次,中国的改革足够促进经济增长,如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消除国有企业垄断、放开私营部门的竞争等。中国央行长期以来规定了储蓄利率的上限,如果逐步放开存款利率,将导致利率水平显著上升,这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正面效应,因为这不仅意味着储蓄者的收入提高了,银行贷款也会流向能获得更高回报、更具效率的领域,特别是私营部门。消除垄断将会放大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增长提升效应。(《人民日报》2014年6月30日)
李艳艳:警惕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话语新工具
以“生态”为话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试图执掌人类文明进步的道义权。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加速向东方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西方淘汰的污染型产业促使发展中国家GDP增长的同时,伴有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当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试图建立全球生态话语霸权,全方位地攫取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一方面,争做品牌、标准的拥有者,占有了绝大部分生产过程中创造的财富;另一方面,把生态问题政治化,抨击后发国家的政治体制;再一方面,逃避生态破坏的历史与现实责任,抢占生态的道义制高点,极力否认发达国家应为其在工业化进程中累积造成的大气环境污染“买单”,反而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制定更大力度的减排目标。
以“反恐”为话语,西方国家为消除异己披上迷惑性外衣。“反恐”的话语是美国双重标准的典型体现。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及其盟友随即宣布开展“全球反恐战争”;但2014年3月1日,昆明发生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时将“恐怖分子”打上引号。由此可见,挑战其世界霸权行为的就是“恐怖主义”,而制造他国尤其是其不喜欢国家骚乱的行为则成了“正义之举”。实质上,“反恐”话语发挥着维护和扩大西方世界霸权体系的作用。
以“时尚”为话语,达到西方社会模板统一世界的目的。从服装、日用品到电视、网络、杂志,从日常生活到精神消费,西方“模板”正在全球加速复制。2013年,30间奢侈品牌公司87%的时尚产品出口到国外,亚洲高居进口额榜首。随着西方“时尚”品牌商品蜂拥而至,世界其他民族的美丽标准模糊了,审美权丧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西式的审美标准。发展中国家的电视、网络、杂志等文化传媒,也正在成为西方“时尚”的鼎力传播者。从2006—2008年,西方国家445个原版电视模板销往海外。在此期间,电视节目模板产生的包括授权许可费、顾问费和其他辅助收入等在内的交易量达到93亿欧元。“西化”战略直接影响着东方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并对这些国家的民族价值观产生消解替代作用。西方国家的模板制定者们还推出了一系列评奖活动,妄图根据自身标准来衡量世界的先进与落后。在许多国人的心目中,诺贝尔文学奖正在取代茅盾文学奖、奥斯卡奖正在取代金鸡百花奖的分量,从而落入西方“时尚”话语推销者们的圈套。意识形态安全是我国的核心利益,我们要提高对于西方话语工具的洞察辨识能力,揭穿其企图以最低代价进行文化侵略的本质,积极巩固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和影响力。(《红旗文稿》2014年第13期)
责任编辑:薛莲 何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