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向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源于自身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有着雄厚的底气，来源于自身巨大的优越性。其一，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强大动员力量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制度，因而摆脱了利益集团和党派纠葛，能够形成全国一盘棋，能够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形成整体的力量。其二，自我完善成大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自我变革、自我发展能力的制度。内生的自我完善性、自我变革性对于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能够及时进行改革。其三，目光远大做大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的制度。这样一种制度既有百年的战略规划，又有20年的实施规划，更有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经超额完成了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到2000年GDP翻两番的目标，基本实现了小康社会的目标。其四，活力充盈干大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生机活力的高效能的制度。无论是根本政治制度，还是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体制，都有极大的生命力。这些制度的不断完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跃上一个个大台阶。其五，融合发展创大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综合创新能力的制度。这一制度优势使中国的科学技术正在加速发展。澳大利亚太空问题分析家莫里斯·琼斯明确指出：“中国取得现在的成就不是因为技术高超，而是因为有政治意志，这是西方国家所缺少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23日）

林毅夫：中国经济具有很强增长潜力

首先，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并不在于内部的结构性原因，而在外部的周期性因素。2010年至2013年，中国GDP的增速分别是10.4%、9.3%、7.8%、7.7%。同期，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比如印度的GDP增速分别为10.1%、7.0%、5.3%、4.9%，巴西则分别为7.5%、2.7%、0.9%、2.2%，都和中国同样下滑而且比中国严重。一些高收入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比如韩国，经济增速2010年是6.3%，2011年是3.7%，2012年是2%，2013年稍微上升到2.8%。这些国家不存在和中国一样的结构性问题，在同一时期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必然是由于共同的外部原因。其次，经过35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仍然存在很多经济和社会回报高的投资机会，这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最大差异之一。比如，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仍有机会进行产业升级。又比如，基础设施，过去主要投资都放在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等，而包括地铁、地下管网等的城市内部基础设施仍较落后。另外还有环保、城市化等都会给经济和社会带来高回报。第三，中国不仅有良好的投资机会，还有投资资源。一是中国政府积累的债务只占GDP的40%，与其他国家比属于较低水平，中国政府还有相当大的财政空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二是中国的储蓄率将近50%，政府的投资可以撬动私营领域的投资。三是中国的外汇储备有4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中国投资的资源多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同之处。一些国家的政府负债率很高、储蓄率低、外汇储备不足，限制了他们进行投资的能力，但中国不存在这些问题。（《观察者网》2014年6月16日）

王 文：六大机遇释放改革新红利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各类新商机的迹象已越来越明显：第一，投资开放新机会。今年4月，固定资产投资有40%以上来自民间投资。发改委近期宣布，首批推出80个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营运的示范项目，涵盖能源、铁路、公路、通讯领域，意在打破垄断，激活市场经济活力，最终所带动的经济增量将达到数十万亿元。伴随各地混合所有制的落实，民间资本将迎来越来越多的市场机遇。第二，简政放权新机会。包括上海自贸区、深圳前海、浙江义乌等地的改革试点切实推进，各地“负面清单”越来越少，政府各个部门都在大力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为市场营造良好发展空间。第三，区域经济新机会。随着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的推进，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东北老工业基地、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的建设，新一轮区域经济增长潜能正在释放。以区域经济带为重心的新型城镇化将解决三个“一亿人”的进城问题，相应的包括房屋、道路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必将带来经济的长期增长。第四，资本市场新机会。近日国务院颁布的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新“国九条”，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成为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不仅是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完善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举措，也将充分运用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维持经济增长的特殊动力。第五，技术创新新机会。近年来，我国在各领域的技术创新层出不穷，这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源泉，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技术创新大幅度提高了生产率。第六，反腐倡廉新机会。加大反腐倡廉力度，有利于堵住权力寻租的“黑洞”、创造诚信透明的投资环境；有利于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创造快捷、高效、轻松的办事环境；有利于防止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使政府能有更充裕资金投入到再生产中。最重要的是，反腐倡廉得民心顺民意，有利于凝聚力量、鼓舞斗志，激发广大群众的发展热情。（《人民日报》2014年6月9日）

叶小文 张 峰：协商民主与现代国家治理高度契合

第一，协商民主是一种法治民主，契合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化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协商民主的优势在于制度力量和程序设计，是对公权力进行明确的规范和自我约束。它不但要求制定和适用程序的主体，也要求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按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办事，使协商制度科学化、公开化、具体化，使协商过程可规范、可操作、可监督。第二，协商民主是一种善治民主，契合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公平化要求。现代国家治理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充分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协商民主体现了平等精神，强调政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相理解和尊重，通过协商、交流和对话，建立和巩固团结合作所需要的社会信任基础。协商民主强调求同存异，能够包容差异性，公正地对待不同利益群体的合法利益与合理要求，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谋求互利共存，体现了宽容的人文精神，本质上是有利于体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第三，协商民主是一种治理民主，契合了现代国家治理的有序化要求。现代国家治理，不是鸦雀无声、万马齐喑，也不是各行其是、杂乱无章，而是要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协商民主是一种治理民主，内在地蕴含着政治文明，重在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博采众长、广纳贤言。协商民主是吸纳度高的民主，以理性和平的心态对待社会分歧，以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原则凝聚社会共识，以底线思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营造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气。协商民主是有序民主，坚持协商原则，遵守协商程序，讲团结，守大局，不搞派别之争，不具排斥性，具有相当大的可控性，积极活跃，有序有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