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7日，习近平在江西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指出，反腐并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反而有利于经济发展持续健康。抓作风建设要着力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严惩腐败分子是保持政治生态山清水秀的必然要求。党内如果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政治生态必然会受到污染。习近平的科学思想既是我国今后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和坚决反对腐败的政治宣言，也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打破西方学者所概括的“双重悖论”。

反腐并不会影响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在国际社会赢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引起了很多西方学者的关注。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安长期研究中国经济和腐败问题，并于2012年写了《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一书。魏德安认为，根据政治经济学的传统理论，腐败会侵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基础，因此严重的腐败往往与低增长相伴相随，但是，中国现出了这样的“双重悖论”：一方面出现了腐败，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全球领先。他甚至认为：“在当今世界上，中国是唯一一个经受住腐败加剧的考验而没有出现经济增速大幅下降的国家，因而具有独特性。”魏德安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他并没有解决这一理论难题：中国能否打破“双重悖论”，即中国能否既保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又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显然，习近平在江西代表团参加审议时的讲话深刻而科学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习近平提出反腐并不会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论断，显然是对一些不正确声音的反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赢得了党心民心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但是，在腐败问题上，社会上有一些不同的认识。2014年10月，习近平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有的人认为反腐败是刮一阵风，搞一段时间就会过去，现在打枪，暂且低头；有的人认为反腐败查下去会打击面过大，影响经济发展民，导致消费需求萎缩，甚至把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与以腐败力度加大扯在一起；有人认为反腐败会让干部变得缩手缩脚、明哲保身，不愿意干事了等。这些认识都是不正确的。”

党中央针对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提出抓党的建设要从“四风”抓起，即抓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而“抓‘四风’要首先把中央八项规定抓好”。2014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自执行八项规定以来，公款消费锐减。一些人因此认为，反腐败导致消费需求萎缩，影响了经济发展。事实上，反腐影响的只是依赖政务消费的“傍官经济”、权贵经济、腐败经济，影响的是畸形的、扭曲的、注定不可持久的虚假经济繁荣，而非大众经济。高端餐饮、休闲娱乐、奢侈品消费需求是萎缩了，但市场自发的大众消费却随着高端餐饮等企业的大众化转型而实现了蓬勃发展。2014年，全国餐饮收入27860亿元，同比增长9.7%，较上年加快了0.7个百分点。事实证明那种认为反腐导致消费需求萎缩，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还有些人认为中国的反腐使地方政府和官员放缓了投资和规划执行，有的甚至“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发展经济的动力的下降。这种看法显然是受到西方公共选择学派的影响。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人”假设引入了政治决策领域，抽象掉了社会属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国家机器和国家职能部门基本上是以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进行运转的。中国各级政府和官员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意志的执行者，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利益的捍卫者，与自私自利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一些西方学者也看到中国政府和官员的特殊性，并予以积极评价。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中国的崛起标志着西方普世主义的终结，“中国统治机构的合法性，影响深远、根深蒂固，不依赖于代议制”。“中国政府是颇为称职的机构，可以说比世界其他任何传统政府都要优秀，未来也许会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它已证明自己不仅具有非凡的持续性，而且能够进行令人称道的自我改造”。美国学者李侃如详细地考察了研究中国政府和官员的行为，认为：“中国人使用了多种方式——包括提倡民主集中制、正式的会议制度、精心设计的文件制度、智囊团的实验以及进展心日强的媒体报导——来增进决策者获取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更有效、更透明、更具活力的政治体制。”

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共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战略思想和战略部署，具有重大统领和指导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只要紧紧围绕“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谋划和推进各领域各方面工作，就能够打破“双重悖论”，实现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共存。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发展永远是“第一要务”。2015年1月，习近平在云南调研时又强调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没有改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国际地位。一定要牢牢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动摇，在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上下功夫，在提高创新能力上下功夫，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上下功夫，在深化改革开放上下功夫，扎扎实实走出一条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子来。马丁·雅克说：“中国共产党受到支持的原因……是有能力实现国民经济的增长。”从经济发展方面看，反腐败有利于经济发展持续健康。深入推进反腐，并辅以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将为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创造公平的环境；减少权力寻租、整治“吃拿卡要”，能够大幅降低企业支出的“腐败费用”，进而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率和质量。当前，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发展态势，城镇就业持续增加，居民收入、企业效益、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更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服务业增长势头显著，内需不断扩大。

腐败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癌症”。但是，近些年来，一些人在赞扬中国经济奇迹时候，认为腐败是一种“学费”和必需的成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张五常一方面反对那种认为在管制法例下的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的看法，认为“中国的经验不支持这种观点”，“贪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反向关联，推翻了贪污对经济有贡献的说法”，另一方面认为：“如果一定要说一点贪污的好处，那就是用金钱补偿特权分子或减少他们对改革的抗拒。”这种为腐败开脱的说法显然不会得到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的认同。魏德安在分析中国出现经济增长与腐败蔓延“双重悖论”时认为，中国的腐败蔓延稍迟于经济增长，因此，在中国经济腾飞前，腐败并未猖獗至阻碍经济发展的地步，而在改革势头足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之后，腐败问题才逐步恶化。 腐败损害政府威信与社会公平，阻碍法治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妨碍公平竞争与经济发展，危及国家和社会的和谐稳定。腐败成为全世界人民面临的一种“公害”。为了加强各国的反腐败行动，提高反腐败成效，促进国际反腐败合作，2003年10月，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5年10月，我国十届全国人大委员会审议并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是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鲜明地提出，要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2013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改进工作作风，就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党的十八大以来，“打老虎、拍苍蝇”，剜除的是破坏政治生态的毒瘤；涤荡“四风”，清扫的是影响政治生态的尘垢。如果说“打老虎、拍苍蝇”是拔掉消极腐败现象的根苗，那么净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则是从根本上铲除消极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2015年3月9日，习近平参加吉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

建立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首先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培育积极向上的从政文化和干部作风。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要求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增强服务意识、责任意识、法治意识和廉洁意识，特别是加强廉政领导力建设，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管好权。其次，要完善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实行地权责对应，坚决反对特权。2014年5月，习近平在参加河南兰考县委党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说：“执政党对资源的支配权力很大，应该有一个权力清单，什么权能用，什么权不能用，什么是公权，什么是私权，要分开，不能公权私用。”最后，要建立健全制度，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2013年7月，习近平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强调：“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控制不住。”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要求加大反腐败的力度，狠抓制度执行，扎牢制度篱笆，真正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明德青年学者计划”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XNJ019）

【参考文献】

①[美]魏德安：《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蒋宗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9页。

②《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29页。

③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337页。

④[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99、204页。

⑤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