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遵循四个原则，即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设计要基于系统思维、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灵魂是多元治理主体的协调并举、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在法治化、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转需要有效的治理能力予以保障。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应该遵循上述原则。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关键是要实现三个转型。

　　从分业管理到综合管理

　　治理需要系统思维。文化治理也是系统的综合治理工程，要有全局思维。当前，我国文化产业管理是一种“小文化”式的分业管理，即由党委宣传部门主抓，文化部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政府部门分业管理。“小文化”式的文化产业管理格局使文化系统内部普遍存在着条块、部门、行业和区域分割，各个文化管理部门各自为政、管理分散，行政效率不高，难以形成合力，政府调节整个文化行业发展的杠杆机制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并容易出现行政组织中人浮于事的“帕金森定律”现象，造成政府人力、物力、财力的严重浪费。同时，“小文化”式的文化产业管理格局，也难以实现文化资源的有效统筹。文化产业不仅涉及宣传文化系统，也涉及发改、财政、国土、规划、科技、工信等众多政府部门。由于主管意识形态的宣传部门无法协调除文化系统之外的政府部门，由其抓文化产业发展，难免出现“小马拉大车”的现象。

　　此外，“小文化”式的文化产业管理格局与产业发展趋势不相符合。当代社会，文化生产与信息、旅游、制造、建筑、商贸、休闲、餐饮等相关领域的结合日渐紧密，文化业态日益丰富，产业边界日趋模糊。随着产业融合步伐的加快，当代文化产业正经历着新的产业调整、重组和转型，“小文化”式的管理格局的弊端日益突出，导致产业的上下游环节割裂、部门职能交叉、职责不清、多头审批、重复管理与管理缺位并存等诸多问题。

　　显然，若不进行文化机构改革，扭转“小文化”式的分业管理格局，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会沦为空谈。文化产业管理需由“小文化”向“大文化”转变，文化结构需由原来的纵向式管理向纵横结合的综合管理转变，稳步推进文化管理的大部制改革。文化管理实行大部制也是国际趋势。如英国的文体部就是一个大部制管理的范例，其除了承担我国中宣部、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信办、工信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七个部门的职责外，还承担着建筑、体育、时装、园林等众多职能。加拿大等国家为适应文化与科技融合的要求，也将文化部与通讯部合在一起设立了新的通讯、信息技术与艺术部。

　　从单一管理主体到管理主体多元化

　　治理的灵魂主线在于主体的多元化。西方各国在文化艺术管理体制上普遍实行一种政府、社会、个人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也就是说，除政府部门外，大量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即所谓的第三部门，均参与到文化决策、执行，以及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文化服务的提供等。虽然国家行政部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公共文化事务的决策权，但是其并非唯一决策方，其他文艺组织或个人均可通过参与文化政策咨询、参加各种文化委员会等发挥文化事务决策、执行、监督等多方面作用。这样一个“政府-专家（精英）-民众（社会）”共同治理的文化事务管理模式有效保障了文化决策，尤其是重大文化决策的广泛社会参与，也保证了政府文化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有效避免了因决策失误造成的重大损失。

　　东亚的经验表明了这种共同治理模式的作用与价值。在韩国，社会组织和民众监督对文化的管理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例如，韩国电视剧出现媳妇打婆婆一个耳光的镜头，很多妇女保障组织会上街游行、抗议，从而形成一定的社会舆论。在公众的压力之下，电视台、导演、制片人只能道歉。这种通过社会组织、公众发声来引领和规范道德风尚的方式，充分显示了社会组织和公众在文化监督管理方面的作用。此外，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参与，还可以减轻政府管理的负担。如可以允许法院受理有关文化内容的公益性诉讼，一旦有投诉者认为某个文化作品有违社会公序良俗，可以向法院等公权机构提起诉讼，通过民事程序解决纠纷。如此，既有效动员了社会监管力量，也能缓解文化管理部门人手不足的矛盾。

　　我国在推动社会参与文化管理方面也已进行了大量积极探索，如北京市朝阳区在垡头街道建立了文化居委会，采取了新的自治式管理，除了理事长是专职之外，其他副理事长以及二级管理委员全由居民产生；采取居民自我管理、自主决策的方式，其应用下的朝阳区文化馆成为全国唯一一家区级受表彰单位。实践证明，加大对文化内容管理上的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力度前景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