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适应时代变化”就是时代化。国家治理的时代化，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观的时代化，治理实践的时代性，放眼世界的时代眼光等。

　　国家观的时代化

　　社会主义国家观，从马克思的消亡论，到列宁的专政论，再到当今中国的全面建设论，在历史演进中既坚持社会主义本质，又不断与时俱进。

　　毫无疑问，如何治理国家总受到国家观的支配。有什么样的国家观，就有什么样的治理方法。从创始人马克思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国家观经历了认识上的变化和深化。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观有两个突出之处：一是国家的阶级性质。与自然国家观、契约国家观不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深刻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性，指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夺取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才能建立新的社会；二是未来国家将消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将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开始消亡，“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经历社会主义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国家的设想是预测性的，与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较大的距离。

　　列宁的国家观

　　列宁对社会主义国家学说贡献很大，其所著《国家与革命》被认为是最完备的经典名篇。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想未来国家开始消亡，那么列宁最突出的就是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这与当时的形势密切关联，基于第二国际的教训，以及与第二国际中右翼的争论和决裂，列宁将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志。当然，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有许多新看法，如重视国家的经济文化职能，主张改革国家机关以提高行政能力。可惜列宁去世过早，没来得及对这些进行深入探索和付诸实践。随后，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时期苏联在巩固国家政权、加快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民主和法制遭到破坏。后来的苏联剧变和解体，更是国家治理失败的集中表现。

　　毛泽东的国家观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之际，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对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定调，即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相互结合。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阐述了包括发展经济在内的国家职能。但是其后来在国家观上出现严重的失误：突出国家专政职能，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了国家的管理职能、经济职能、民主职能，造成了严重后果。

　　邓小平的国家观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重视制度问题，并自觉地通过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一再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再有30年的时间，中国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邓小平的这些论断，是现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纵览社会主义发展史，过去在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上，总的来说没有解决得很好。当然，我们不必苛求于前人，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历史进程总是曲折复杂的。过去的认识有不全面的地方，实践中有失误之处，这都是时代的局限。我们应该在新的时代对国家治理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治理实践的时代性

　　国家治理理念来自于制度与体制的区分，来自于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需要，这既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也凝聚着对改革开放不懈探索的结晶。

　　国家治理理念的提出，是基于认识到制度与体制的区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的体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改革就是不断完善体制，从而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制度与体制的相对区分，改革才于理有据。如果没有这样的区分，制度与体制、政策搅合在一起，任何具体改变都指向制度，那么改革就迈不开步子。分清了制度的层次，我们通过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体制改革，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也是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国家治理理念的提出，是基于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需要。中国改革开放中，市场经济与现代化齐头并进。一方面，市场经济和现代化需要现代治理。市场经济是对计划经济的根本性转变，快速现代化使中国社会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这具体表现为“四个深刻变化”，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使得社会的复杂程度前所未有。过去说治理贫穷的大国不容易，而今治理初步发展起来的大国或许更难。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并且包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也要看到，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推进，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新的手段。

　　国家治理在改革开放的探索中日渐成熟。毋宁说，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对过去探索的总结和肯定，也是顺其自然和顺理成章的。今天的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足以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当然，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比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和亟待改进的地方。

　　放眼世界的时代眼光

　　国家治理既要立足中国，也要面向世界，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更是如此。邓小平曾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赶上时代就要有世界眼光。

　　国家治理是世界潮流。世界各国的治理体系各不相同，治理能力存在差异，而“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是当今世界主要国家政治理念的主要趋势。不拒众流，方为江海。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经验，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应该积极地加以吸收借鉴。兼容并蓄、海纳百川，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只有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性质、扎根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同时，积极吸纳当代世界的有益政治文明成果，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青出于蓝。

　　中国国家治理有自己的定力。世界上治理国家并非只有一种模式。当今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们国家治理体系的改进和完善，需要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也要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进行。如同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还不完善，但是无论如何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